相信你和我一样，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但世界却没有想象般美好，在某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堆放着疾病、贫穷、盗窃甚至死亡；
在职场上，我们觉得自己贡献很大，我们都认为单位没有了自己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事实上，后面接替我们的人排成了S形的队伍。我们还容易夸大自己预测未来的能力，相信自己在北京奋斗五年就可以买一套四环以内的房子，进而导致乐观的过度自信，直接影响到我们选择发展的决策，结果工作十年了，除了买了一台二手的国产汽车，没有任何固定资产可言。
这些所有的心理行为都可用一个词来概括——乐观偏见。乐观偏见也许是认知偏见中最重要的一种。如果你性情乐观，就应该既乐观又谨慎，因为乐观偏见可能有益，也可能会带来风险。
NO.1乐观主义者过度自信的代价
抱有乐观心态很正常，但一些幸运儿比其他人更为乐观。如果你天生就有乐观偏见，无须别人告知，你就知道自己是个幸运儿，因为你已经感到幸运了。乐观心态大多是遗传下来的，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性情，偏向于看到事物积极的一面。如若让你为自己的孩子求个愿望，你应该真心希望他或她有个乐观的心态。乐观主义者通常都是开朗快乐的，也因此颇受欢迎。
他们对失败和困难的承受力都比较强，患抑郁症的概率低，免疫系统良好，也更注重身体健康。他们感觉自己比别人健康，事实上他们的确更长寿。有些人甚至会夸大自己的预期寿命，认为自己的寿命会超过保险界统计的数据。
在美国，小型企业能够生存5年以上的概率是35%，但创立此类企业的人并不认为这些数据适用于自己。
调查显示，美国企业家容易相信他们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他们对“任何类似你们企业”的成功概率的平均估值为60%——几乎是正确数值的一倍。当他们评估自己企业的胜算时，偏见就更为明显了。有81%的小型企业创办人认为，他们的胜算达到70%甚至更高，有33%的人甚至认为他们失败的概率为零。
有偏见并不奇怪。如果最近某人开了家咖啡厅，你在和他聊天时就不要期待他会低估自己成功的概率或说自己缺乏经营餐馆的能力。但你肯定会纳闷儿：如果他通过一些渠道得知了胜算率，还会继续投入金钱和时间吗？或是他在得知胜算率（有60%的新餐厅3年后会歇业）以后，会考虑胜算率吗？答案是，他可能不会考虑采纳外部意见。
心理学家已经证实，大部分人都相信自己比别人有着更为理想的特质——他们愿意为这些实验室中的信念下一笔小赌注。
当然，觉得自己很优越的想法在市场中具有重大意义。大型企业的领导有时会在投资巨大的并购上下很大赌注，因为他们错误地以为自己可以比该公司现任管理层更好地管理其资产。
股市一般也会对此做出反应，兼并公司的价值会降低，因为经验表明，兼并大型企业失败的概率往往大于成功的概率。“自负假说”已经解释了这种被误导的兼并：那些兼并公司的高管们只是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有能力罢了。
经济学家乌尔里克·马尔门迪尔和杰弗里·塔特通过执行总裁在公司的股份持有量来鉴别他们是否是乐观主义者。他们还观察到，过于乐观的领导者承担了过多的风险。他们猜测更容易导致这些高层“向并购目标支付过高的溢价并承接毫无价值的兼并”的是债务，而非股权发行或是其他方面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按这两位经济学家的观察结果来说，如果兼并公司的高管过于乐观，该公司的股票在公司并购中就会受到更大的影响。股票市场明显能够鉴别出过度自信的高管。观察得出，虽然对管理层的过度自信无可指摘，但他们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爱下不妥当赌注的企业领导之所以没有过度自信，是因为他们在拿别人的钱下赌注。相反，如果他们个人持有较多股份就会冒更大的风险。
即使大多数风险承担者最终总是收获失望，但那些因乐观而承担的风险企业家毫无疑问都会为激发社会的经济活力作出贡献。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尔塔·科埃略曾经指出，小型企业的创办者要求政府在决策方面支持自己时（这些决策多半会失败），就会带来让人挠头的政策问题。政府会向这些几年后就会破产的企业家提供贷款吗？许多行为经济学家比较赞同“温和的家长式作风”。因为“温和的家长”管理可以提高他们的储蓄率。政府是否应该支持小型企业，如果应该，又该怎样支持小型企业，这些问题至今也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NO.2你不是太乐观而是太糟糕
杜克大学的教授们用了几年的时间作了一项调查，调查内容为大型企业的财务总监对次年的标准普尔指数作出的估测。杜克大学的学者们搜集了11600份这样的预测并检验了它们的准确性。
结论非常明显：大型企业的财务主管对股票市场的短期走向一无所知，他们估测出的值与真实值的相关数接近零！当他们说股市走低时，股市多半可能会上扬。这些发现并不令人吃惊。真正糟糕的消息是，这些财务总监似乎并不知道他们的预测是没有价值的。
除了对标准普尔指数的估测外，受试者还提供了另外两项估测值：其中一项他们有90%把握的值太高，而另一项他们有90%把握的值又太低。这两个值的范围差被称为“80%的置信区间”，若结果在这个区间之外，我们称其为“意外”。一个人在多种条件下设置的置信区间预计会有20%的可能出现意外，但通常在多种条件下进行的预测会有67%的意外发生，比预期高出两倍多。
这说明，财务总监过度相信自己预测市场的能力了。“过度自信”是眼见即为事实的一种表现：在估测质量时，我们会依赖大脑呈现的信息并构建一个使估测合理的、具有逻辑的解释。一个人不可能采用自己没有想到的那些信息，也许是因为他从来就不知道这些信息吧。想要将意外率保持在理想水平，财务总监就应该年复一年地说：“明年标准普尔回报率在—10%和30%之间的可能性有80%。”这个置信区间恰当地反映了财务总监的知识，更确切地说是他们的无知，比他们实际阐述的区间的4倍还要多。
此处涉及社会心理学范畴，因为一个诚实的财务总监提供的答案明显是荒谬的。如果一个财务总监告诉他的同事“明年标准普尔回报率很可能在—10%和30%之间”，整个办公室的人很可能会嘲笑他。设置这么大的置信区间无异于承认了自己的无知，社会不会认同一位靠提供资金相关知识拿工资的人的这种做法。
虽然这些主管知道自己所知甚少，但承认这一点将会受到处罚。杜鲁门总统就曾发表过著名的言论，说他想找一个立场明确的“独臂经济学家”，他对那些总是说“另一只手……”的经济学家烦透了。
有些机构相信了过度自信的专家的言论，就要承受代价高昂的后果。关于财务总监的调查说明，对标准普尔指数最为自信和乐观的人也会对他们自己公司的前景过度自信和乐观，也就愿意比别人承担更大的风险。
然而，无论在职场还是生活中，乐观主义极其重要。个人及企业会奖励那些提供了冒险且有误导性信息的人，而不是说真话的人。我们从造成大萧条的金融危机中学到的是，总有一段时间，专家间和企业间的竞争会造成大家对风险和不确定性视而不见。
对决策高度乐观带来的影响是好坏参半的，但乐观对顺利进行的影响肯定是积极的。乐观的主要益处是使人有了从受挫中复原的能力。正像积极心理学创始人马丁·塞利格曼认为的那样，“乐观的解释风格”通过捍卫自我形象使人产生了复原力。从本质上来说，乐观风格包括对成功进行嘉奖和对失败少加责备。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风格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塞利格曼记录了多个高失败率行业的训练效果，例如打电话推销产品。当某个推销员被一个愤怒的女士挂掉电话，这个推销员肯定会想“她是个糟糕的女人”，而不是“我是个笨拙的推销员”。在科学领域，乐观对成功而言同样不可或缺，不爱夸大自己重要性的人在反复面对挫折和失败时会一蹶不振，这种情况也是大多数研究人员的结局。
NO.3用“事前验尸”克服乐观偏见
可以通过训练克服过度自信的乐观偏见吗？对此，我们不要太乐观。
训练人们设定置信区间的多次尝试表明了他们的判断并不精确，只有几个人是相对成功的。利用许多已经知道结果的以往案例进行训练后，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的地质学家在估测可能的钻井场时，就变得不那么自信了。人们经常会引用这个例子。
在其他情况下，在人们做判断时，鼓励他们考虑相互竞争的假设可降低（但不会消除）他们过度自信的程度。然而，过度自信可被驯服但不能被彻底改变。问题的主要障碍在于，主观自信是由人们构建的连贯的故事决定的，而不是由支持它的信息的质量和数量决定的。
每个组织也许比个人更能抑制乐观主义情绪，而抑制这一情绪的最佳方法是由加里·克莱恩提出的。加里推崇直觉型决策，反对偏见的说法，对运算法的反对态度也很明确。他将自己的提议称为“事前验尸”。流程十分简单：当一个机构即将做出一个重要决策但还没有正式下达决议时，克莱恩提议召集对这个决策有所了解的人开一次简短的会议。在会议之前，有一个简短的演说：“设想我们在一年后的今天已经实施了现有计划，但结果惨败。请用5—10分钟简短写下这次惨败的缘由。”
加里·克莱恩关于“事前验尸”的观点立刻引起了巨大反响。此观点有两个主要优点：决策快要制定好时，许多团队成员会受到集体思考的影响，而“事前验尸”则扼制住了这种影响。另外，它还激发了那些见多识广的个人想象力，并将他们的想法引导到最需要它们的方向。
当一个团队将注意力集中在决策上，特别是当领导宣布他的意图时，人们对计划好的步骤的可行性的疑虑就会渐渐减弱，到最后，这样的怀疑还会被认为是对团队和领导的不忠诚。如果某个团队中只有支持决策者才有发言权，那么对怀疑的抑制就会造成这个团队的过度自信。“事前验尸”的主要优点是它引发了怀疑。另外，它并不是灵丹妙药，也不能提供完整措施使人们避免恼人的意外，但这一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计划的损失。而这些损失一般都是因眼见即为事实的偏差以及盲目的乐观主义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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