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杨东平批评家庭教育当中普遍存在的反教育现象，认为整个家庭教育被应试教育绑架，家长成为应试教育的帮凶。这种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情况已经出现。“你的家庭到底是给孩子提供避风港还是应试教育的第二战场，是让孩子多睡一个小时还是让他多上一门课，家长们都是可以选择的。”
表面上看，家庭在给孩子提供避风港还是应试教育第二战场上，有绝对的自主权，毕竟没有任何人逼迫家庭必须提供给孩子第二战场。但事实上，这是一种“自主选择的幻觉”，即虽然对于个体来说有多元选择，但这种自主的多元选择，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最终都不幸变成为“华山一条路”的唯一选择。
之所以形式上的多元选择到最后会蜕变成实质性的一元选择，是因为多元选择之“多元”，实际上是一种互相严重不平等的关系。正如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公务员热”，对于任何一个怀揣着就业梦想的大学生来说，其本人绝对有多元的就业选择，并非只有成为公务员这一条路，但之所以太多人面对多元选择时，就是要在考公务员这一元选择上“一条道走到黑”，恰恰因为在我们这个权力通吃一切的社会中，成为公务员可能就是个体最优的选择。
对于不少家庭来说，家长未必认同将家庭教育变成应试教育第二战场的理念，但在实际选择中却很容易变成这一理念的实践者。对此，我们究竟是对家长的无奈选择大加挞伐，让其改变一元选择的做法，还是深入追问究竟是什么因素让家庭教育更多地变成了第二战场而非避风港。要知道，如果个别人的选择还取决于个体的话，群体的普遍性选择就完全不是个体所能左右的，而是社会大环境因素使然。
家庭教育变成应试教育的第二战场，至少有以下这些因素的作用。
首先，社会阶层的固化因素。阶层固化的直接表现就是社会上升渠道的逼仄化甚至阻塞化。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教育改变命运这种上升渠道也随行就市变得更加逼仄，但在其他上升渠道更多需要拼一些个体所决定不了的外部因素时，教育作为一种个体能够通过自主努力掌握更大主动权的流动渠道，即便自身纵向相比大不如前，也会由于在横向比较中“脱颖而出”而变得更加重要。
其次，一成不变的应试教育的导向因素。应试教育比拼的是分数，而任何一种以分配资源为手段的考试，无论其设计时的初衷有多么美好，最终无一例外都会沦落为技巧的比拼，而技巧的养成，仰赖的是长时间反复的填鸭式投入。在家庭教育无力改变应试教育大环境的前提下，其只能主动去适应这种规则，从而让孩子能够在以应试教育成绩分配社会资源的竞争中占据主动、赢得先机。
最后，个体改变并没有制度改变跟进的因素。应该说，任何制度的变迁，都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有一些“先知先觉”的行动者，通过自己的行动承担制度变迁的成本，来推动制度一家庭教育点点改变。家庭教育从应试教育的第二战场变成避风港，遵循的也是这样的道理，即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行动者，要能够看到自己努力所带来的制度改变。如果个体的努力，并没有换来相应的制度变迁，那么“先知先觉”的行动者的行动，就没有任何正面的示范作用，只能让后来者望而却步，甚至连尝试都没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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